但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哪些原则属于宪法的基本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为止也没有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来明确宪法文本中的基本原则都包含了哪些内容，故2015年《立法法》第3条所规定的这一依宪立法原则很难对启动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推动力。

第一，如前所述，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的对象非常广泛，由此产生的审查需求不可小视。终局审查主要面向已经生效的法律规范。

一般而言，法律规范在经过起草、批准和备案等环节的审查之后，出现违宪问题的概率已大为降低。前者将进一步强化我国业已存在的合法性审查阻滞、抵消或者替代合宪性审查的趋势，[20]后者则会冲击乃至改变我国当前的立法体制，可能引起国家政权机关体系的混乱[21]，背离通过多层级立法发展地方民主、促进地方治理的初衷。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它要求各级立法主体应当通过必要的方式将其审查结果表达出来，并且应当说明理由，在提高审查决定可接受性的同时促进不同宪法理解之间的对话。所谓体系化，是指发现相关事物、揭示不同事物间的联系并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11]参见《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

根据前文的梳理，至少存在以下三种情形，要由其他立法主体审查法律规范的合宪性。[9]运用体系化方法来分析法律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工作，将有助于揭示现有的各种零散化、碎片化的合宪性审查行为，发现其相互关联并加以整合，推动形成一套体系化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35]考虑到法律的动态性、主观公权利的开放性，我们选择何种形态的保护规范理论，首先取决于我们在我国法律秩序的框架内如何理解我们的时代。

[12]布勒自己也承认，其公权利理论不仅是法学思考，还是裁判实务的综合。[1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权利毁损仍然是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诉讼要件，{7}（P.12-15）这应该是巴霍夫等能够复活保护规范理论，[14]从而使布勒理论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根本条件。[17] 就鲍尔所提示的法律关系理论的价值指向而言，其能否引发共鸣或令人神往是一回事，是否具有现实性又是一回事。战后初期，日本并未出现可与巴霍夫比肩的对司法实践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学说。

{1}时至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论者指出，行政诉讼原告适格已经远远大于格奈斯特以实质当事人否定论所规定的范围。本文以为，这正是该定式一经面世，即风靡于司法实践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第一种观点是，以私益保护性推定的缺失，批评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表达的保护规范理论）过窄。总体而言，行政法学对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表达的保护规范理论）的上述不满或批评都有道理，也都可以商榷。换言之，上述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蕴含的定式，在日本，基本上只剩下了①法律（行政法）上受保护的利益→③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行政诉权）。相反，个体被设定为一个在‘伦理上自我负责的主体，因此也是‘权利和义务的承担主体。

那么，（个人对国家的）主观公权利在何种条件下成立呢？毛雷尔提示了两个条件：第一、国家有法律义务，即存在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采取特定行为（行政的法律义务）的法律规定。当然，国家以契约、公私合作或协商来实现行政目的的现象不容忽视，但迄今为止，这些现象或者可以析出或还原为某种公权力行使，或者其所实现的国家的权利并非公权利，而是私法上的权利。这是一个以规范为线索来论辩的问题。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31] 由此看来，不能简单地以是否认可私益保护性推定来评价特定形态保护规范理论的宽窄。[28]基于这种法律方法，巴霍夫反对私益保护性推定：个人根据客观法享有便益时，权能基于基本法的社会法治国理念而被推定。

这不仅有损个案正义，而且减损了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的开拓性意义，甚至可能影响到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当下的可接受性。[1] 主观公权利、反射性利益、保护规范理论等概念对于我国而言，尚未被熟知。

长期以来部分学说所容认的、司法实践中秘而不宣式的司法裁量，非该文本意。（一）国家的主观公权利为何缺席？ 鲍尔将国家的主观公权利受压制的原因归于学说：即使在今天，国家主观权利的基石还是没有完全丧失。因为其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应用已经是一种滥用。[21]参见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89頁。[12]参见安念潤司：「取消訴訟における原告適格の構造（三）」，国家学会雑誌98巻11=12号（1985年）86頁。行政是一种自行形成的国家意志，并不只是服务于法律，而是能自行从不同程度优势地位出发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强调符本文）。

鲍尔情绪饱满地指出：在合宪性秩序之下，个体的自足独立和自我人格都不是由国家‘赋予和创设的。尽管法律本身不会说话，而且有相当多的行政法规范并不明示其保护意图，但毕竟有法律解释的规则，来确保法律解释不至于沦为纯粹的主观表达—即便出现了这种纯粹的主观表达，我们也可以将之有效地识别出来。

上述确认都禁止对于共同体之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状态，通过‘权力、‘统治权或是‘臣民关系等概念来把握。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规范性命题所蕴涵的价值要求，由此而获得了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表达可能性。

需要强调的是，该文主旨在于构建原告资格分析结构，通过在此结构中进行的规则解释和适度的比较研究，揭示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上司法裁量的可能空间及其限度。[24] Schmidt-A?mann, Kommentierung von Art.19 Abs.4 (1985) , in: Th. Maunz/G. Dürig (Hrsg.) , Grundgesetz.参见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51頁。

这就又涉及到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鲍尔指出，迈耶所著《德国行政法》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法律人，而其对公权利理论的影响集约于一点：从一般权力关系导出主观公权利的狭隘理解，即主观公权利的享有者永远只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正如小早川光郎所指摘的：如果人们意识到公权利概念对原告适格的限定，与行政作用的复杂化等所伴生的扩大原告适格要求是对立的，人们就会重新想起实质当事人否定论。如果满足了这两个条件，那么该个人就享有主观公权利。

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无法客观化，也就不具备可批判性。

在此意义上应当说，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及追随它的大量裁判，意味着我国司法实践的快速转向。在此意义上，没有必要去强调行政上的关系是法律关系。

该文指出，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新收案件2841件，是2015年的三倍多、2014年的近九倍。{1}换言之，上述误用正是保护规范理论本身所反对和排斥的。

王天华：行政实体法的保护与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保护规范理论看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问题，载应松年、马怀德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42]两者的争点在于：被告行政机关（发展改革部门）是否对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负有特定义务。通过这种扩张，方向的一义性、‘存疑是市民的利益这种大度不得不放弃。

私人间的利益分配不是通过私法手段，而是以行政行为来完成的。而在阿斯曼看来，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解读法律规范之主观法内容的方法与规则的范型总称，必须以规范为线索。

{10}（P.32） 第二、体系的观点。经过上述环环相扣的论证，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得出结论：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一般而言，法学学说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可能有：①展现了精致体系、②表达了时代精神、③满足了实践需要，等等这正是保护规范理论与司法实践有着极大的亲和性，两者自上个世纪初叶即如影随形、伴生至今的原因之所在。